无论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现代性视域里，抑或中国父权体制的阳刚大叙事中，香港百年在文人的笔下，似乎经常像一个有待强者强占或抢救的风尘女子，她的弱不禁风和风情万种，经常使之陷于东西文化的自作多情中。如果说当年王韬的《海外壮游》和 《海底奇境》借助男主人公去国“神游”，是为了“采阴补”，以壮大自身的男性气概；一百多年后，董启章《双身》里的香港男性林山原一样出国游行，在异国旅行途中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变成女人。这个转变到底向我们意 ...

本文從大量 1920年代的舊報刊中，搜尋到新馬首部電影《新客》的出品史料證據，糾正國際學界認為《新客》沒有上映的說法，從而確立《新客》作為首部新馬電影史的歷史意義和地位，並追溯「南洋劉貝錦自製影片公司」的成立和社會反應，以及劉貝錦從電影公司老闆到南僑機工、從新馬投奔中國抗戰的悲壯一生。本文也梳理《新客》製作班底和觀眾對此片的討論，探討這部電影當年面對的難題，這涉及 1920年代英殖民政府的影片審查制度、《新客》電影劇本內容風格擺蕩於「南 ...

王德威曾把夏志清的 Obsession with China（丁福祥和潘铭燊译成“感时忧国”，本文重译成“对中国着魔”）与詹明信的 National allegory （‘民族寓言’）论相提并论，批评詹明信的理论自谓激进，其实泄露了再现论的谜思，比诸夏志清的“对中国着魔”论，并未见有真正突破。王德威指出夏志清至少指出“对中国着魔”的缺点-如笔锋粗糙、缺乏‘象征’密度，但这些作品往往却被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视之为歌颂对象。高行健的小说笔锋也相 ...

〈我的童年〉詳實記載郭在少童時期的同性戀愛經歷。本文對照不同版本的〈我的童年〉，把同性戀置於郭沫若一系列的自敘傳、詩文和私函進行追踪。本文發現走向革命後的郭，縱使在日後不斷對自己進行自我改造,也大量修改自己前期的作品。諸多刪改中，唯獨對〈我的童年〉的同性戀描寫只字未刪，這足見郭對同性戀即使從未張揚，但亦不刻意避諱。只字未刪不意味著作者對同性戀毫無愧疚。同性戀記憶對郭而言，始終是他在危難期間發憤而抒懷國家衰敗與革命挫折的徵候。晚年郭跟少年 ...

本文爬梳和重估張競生主編的《新文化》對「性育」的倡導。這些倡導在推動「知識／權力」對中國男女的「生物性別」、「社會性別」和「性相」的掌控和重新編碼。張競生推崇「優生學」和「美的性交」，以此種「性育」企圖改善中國人身體的先天衰弱和「男不男女不女」的「生物性別」特徵；在衣食住行上鼓吹「美育」，對中國男女「社會性別」各自所缺乏或顛倒的「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給予「補救」和「矯正」；張競生也通過《性史》徵文和《新文化》來函的收集和分析，辨識中 ...

本文認為「華語電影」一詞不是最初被港台學者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提出採用，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和馬來亞。從1958年11月至1959年5月，新加坡國泰機構的華裔導演兼發行人易水，陸續在《南洋商報》的影藝版落力提倡「華語電影」。當時其「華語電影」跟當下通行於東西學界的「華語電影」 （Chinese-language cinema）概念具有一些共同的維度，不但包含港台「國語片」，也包涵方言電影，例如粵片和閩南語片（廈語片）等 ...

This paper ascends to the incremental change on genealogy of semantic function of “comrade” in political contexts in modern China. It starts from the rhetoric of fraternity, pondering how did “comrade” represent its penumbrae ...

作为中国现代性体验之第一人，王韬的留洋经验导致他的文言小说和随笔带 有“旧瓶新酒”的意味。文言叙事的框架里，依旧藏不住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欲望 想象。这些欲望想象包括他对西方女孩、器物、城市和科学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在王韬的书写里，“越界之恋”不但发生在阴阳之间（人鬼之恋）和现实青楼的 客人和性工作者之间，也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跨国之恋）、人与物之间（恋 物之癖）。这尤 ...